現實永遠比戲劇“精彩”——對于中國大中城市的婚姻登記員們來說，2013年3月是個不可思議的月份。

　　3月，被稱為“國五條”的國務院房地產市場調控措施及各地配套細則出臺。新的樓市政策對于平抑房價的效果還有待檢驗，可一個立竿見影似的連鎖反應是，婚姻登記處門外已經排起了長隊。公開信息顯示，在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蘇州、廣州、昆明等城市，離婚登記人數都一度成倍增長，刷新了紀錄。

　　在天津，此次被發現的較早排隊離婚者，是在凌晨兩點左右、帶著被褥來到婚姻登記處的。同期另一處排隊的景象出現在房屋交易大廳。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員對中國青年報記者感慨，這應該是此次政策背景下受影響較厲害的兩個部門。據他與別的地區的同行交流，排隊離婚是全國普遍現象，越是房價高的大城市，越是明顯。小縣城原本房價就低，受到的影響小一些。

　　此次離婚潮，中老年夫婦增多

　　眼下，這種情況已經不復存在。記者在天津的基層婚姻登記機構走訪發現，進入4月，離婚率已經趨于平穩，回歸正常狀態。目前該市每個工作日辦理離婚的夫婦在100對左右。而在高峰時期，有時就突破了300對，超過了結婚登記數。與之對照的是，今年1月，較少的只有60多對夫婦離婚。

　　從結婚窗口臨時調到離婚窗口的登記員們終于可以回歸原崗位。“有這想法的已經做完了。”一位工作人員說，眼下，他們準備迎接“離婚潮”后可能的“復婚潮”。他們估計，為了購賣房產而辦理離婚的夫婦，交易完成后，絕大多數仍將回到婚姻登記處。事實上，這樣的夫婦上個月就已出現。

　　即使是見慣了婚姻悲喜劇的業內人士，也對這波離婚潮的一些插曲感到難忘。

　　在天津市河西區婚姻登記處，一位老太太當場暈了過去。她被家人勸說，為了方便購房，需要她與丈夫辦個“假離婚”。在婚姻登記處，幾乎辦完了所有離婚手續，就在登記員點擊制證按鈕前一刻，老太太問了一句：“不是假的嗎？怎么還打證呢？”

　　婚姻登記員告知：“大娘，我們這兒沒有假的，都是真的。”老太太追問：“那真離婚了，再結婚就算二婚了？”得到肯定答復后，老人嚇暈了過去。家人趕緊喂她吃藥，測量發現，她的血壓高壓達到200。丈夫攙著她往家走，以安慰的口氣說：咱們不離婚了，不購房了。

　　與正常狀況迥異的是，天津市上個月的離婚人群中，中老年明顯增多。這座城市的離婚率一年高過一年，一代高過一代，目前在全年離婚人群中，二三十歲的“80后”人群占了一半以上。但在2013年3月的離婚人群中，“40后”、“50后”、“60后”、“70后”的比例明顯提高。

　　直到2012年，天津的婚姻登記工作者張嵐（應受訪人要求化名）才聽說了還有為了購賣房產而離婚的情況。這次，就有熟識的老太太為了給子女購房，拜托這位業內人士幫忙“偷摸辦個離婚”。后來，老太太被丈夫“臭罵一頓”，打消了這個念頭。

　　張嵐對記者感慨，他們并不贊成沒有底線、以婚姻為賭注的逐利行為。但是，“話也說回來”，我國9元錢就能辦完離婚，而房屋有關的稅收、貸款，動輒就是幾十萬元。相對來說，離婚“又快捷、又方便還經濟實惠”，還與別人無關。雖然確實存在夫妻一方可能毀約不復婚的風險，但在整個離婚潮中，這“只不過是一個水滴的事兒”。

　　復旦大學金融與資本市場研究主任謝百三在一個省會城市遇到了一位局級干部，飯桌上談及“國五條”及假離婚事件，這位局長的妻子說：“差了幾十萬，肯定假離婚！他不離，我也要和他離。”

　　據張嵐介紹，我國的結婚和離婚工本費分別都是9元，這是1992年確定的，當時普通人月薪以幾十元計。而在美國等很多發達國家的婚姻制度下，無論時間成本還是經濟成本，離婚的代價都是相當高的，“讓你離不起”，維持家庭的穩定。離婚的“冷靜期”也很長。出于保護婦孺權益的考慮，在有的國家，離一次婚足以使男人傾家蕩產。

　　“前些年想不到咱們的自由度、開放度、老百姓對離婚的包容度提高得這么快！”張嵐說：“中國人的腦子快吧？萬向軸！你說離婚能免稅？那我花幾塊錢免幾十萬，這都是太便宜的事兒了，婚姻‘價’能有多高呢？”

　　有人在社交網站調侃這一現象：“愛情誠可貴，婚姻價更高，若為避稅收，兩者皆可拋。”
　著急的人砸壞了婚姻登記處的牌子

　　在辦理業務時，張嵐的一些同行重申婚姻法的有關規定，試圖為離婚者調解，有人反問：“婚姻法有哪條規定你調解了？”“我不用，快點，事兒挺多的。”

　　婚姻登記員只能從言談舉止中猜測離婚夫婦的“真假”。在正式的離婚材料上，幾乎所有為購賣房屋離婚的人，填寫的離婚原因都是“感情不和”。只要證件齊全、協議無漏洞，任何人無權干涉他們的自由。

　　一個棘手的問題是，很多人按照銀行和房管局工作人員的要求，到婚姻登記處來“改證”。

　　由于早些年的婚姻證件為手寫，有的出現音同字不同情況，或者出現筆誤，與戶口本的名字對不上。這些人被房管或銀行工作人員要求，可到婚姻登記處去修改證件信息并重新蓋章。而按照規定，國家證件一旦修改，就意味著失效，民政部門無權更改。登記員們只能一遍遍解釋。

　　在此情況下，天津市濱海新區大港婚姻登記處的牌子被著急的人們給砸壞了。這是一家行風評議先進單位。如今，那面象征著文明服務的榮譽牌已經不知去向。

　　一位工作人員說，此事反映出國人追逐利益有多么迫不及待，法律意識多么淡漠。關鍵時刻，紳士和淑女風度下的本性流露無遺。

　　在剛剛過去的離婚高峰期，很多年輕的女婚姻登記員都被人氣哭過。她們為了減少去廁所的次數，連水都不敢喝，有時中午顧不上吃飯，傍晚也無法正常下班，可還是應付不了那些急切的離婚者。

　　天津還有市民去找民政部，要求民政部承認在結婚證上改名字是合法行為。

　　婚姻登記員們的另一個顧慮是，一些人要求修改證件，是不是鉆政策的空子。張嵐對記者說，目前“市場”上做假離婚證的印模，就算是業內人士目測，也分辨不出真假。

　　張嵐本人在看房時，就曾遇見熱心的房屋中介，勸她為了突破限購政策，可以辦“假離婚”。這位婚姻登記工作者很好奇怎么辦，中介則神秘地說：“您把錢給我，我就能給您辦。”

　　天津一位房地產業內人士說，前段時間，置業顧問之間較流行的一句話是：“你又給弄離一個。”

　　“為了房子離婚，我會瞧不起自己的婚姻”

　　“離婚”，是31歲的王英較近聽到的高頻詞匯。“國五條”頒布后，在天津醫科大學工作的王英著急購一套二手房。從她看房開始，直到簽訂合同之前，中介一直在勸她和丈夫離婚。她拒絕了。

　　王英購的是一套85萬元的二手房，使用公積金貸款。由于已有一套住房，二套房的頭付是5成，42.5萬元，但她起初準備的頭付款是30萬元，存在十幾萬元的資金缺口。當時，中介公司經理對她和丈夫說，你們去辦個離婚證吧，離了婚就算購頭套房，就不用跟別人借錢了，契稅能夠降低兩萬元左右。當時，天津市的“國五條”細則即將出臺，王英聽到為購賣房子而離婚的風聲，感覺“人心惶惶的”。

　　在銀行排隊取號時，王英的丈夫突然對她說，要不咱也辦個“假”離婚，就不用借錢欠人情了。

　　可王英較終還是選擇借錢湊齊頭付，謝絕離婚。她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自己不是害怕離婚的風險，而是出于一種“精神潔癖”。“我把婚姻看得比較神圣一點。”

　　“我覺得婚姻雖然只是一張紙，但是，是一個承諾，不是能夠兌換的”，她說，“離婚沒有真假之分，離就是離。為了這個理由而離婚，我覺得我會瞧不起自己的婚姻。”

　　在王英看來，不管房子對現實生活有多大價值，婚姻始終是個基礎，應該在此基礎之上考慮購房的事情。如果離婚了再復婚，她會覺得婚姻有瑕疵，而且這個瑕疵會一直存在。因此，她寧可不購房子，也不會離婚。

　　王英認為，為房子離婚的人，是在用有形的利益來衡量婚姻的無形價值。在她的婚姻觀里，婚姻的價值“別說是房子，什么物質利益都不能交換”。

　　但另一方面，王英又同情這些離婚者。她說，這本身是被迫的、很可憐的群體，是“苦苦掙扎的蕓蕓眾生”。“如果有很多錢，誰會拿婚姻開玩笑？”

　　作為婚姻登記工作者，張嵐一方面認為，這波離婚潮折射出國民的素質有待提高，國家的誠信體系迫切需要建立；另一方面，她也感慨，走到這一步的多數人是無助的。真正的有錢人，不必考慮頭付和房貸的問題。

　　張嵐還向記者指出，國家不能只是要求國民提高素質，在制度設計上應該更加科學，避免造成“次生災害”。如今的社會管理“不再是各個部門單打獨斗”，國家政策的制定，“牽一發動全身”，考驗著政府的智慧，各個部門一定要聯合起來。

　　婚姻登記處正成為折射社會變化的一個窗口。這些年來，不僅是樓市政策，低保、戶籍、計劃生育等政策，都容易成為釀成婚姻悲喜劇的催化劑。天津30歲出頭的年輕人孫雅彬一言以蔽之：“政策的背后是中國的利益格局；離婚的背后是中國人的性格和信仰。”

　　在關注假離婚現象的謝百三教授身邊，就有人辦了“假離婚”。那是一對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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