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年前，當全國主要城市房價正醞釀新一輪迅猛上漲的時候，在廣州天河一家金融企業工作的黃先生也匆忙入市，在緊鄰廣州的老家佛山市南海區購了一套三居室的新房。

　　現在黃先生對自己當時的選擇頗為后悔，因為2年過去，當廣州市區的房價大多漲了三成后，佛山的房子卻幾乎未動。“相比兩年前，這錢還不如存余額寶。”黃先生說，即便是廣佛同城化已推進了五六年，但廣佛之間的房價仍有巨大鴻溝，例如在廣佛交界處，相隔一兩公里，廣州的樓盤房價是佛山的2倍以上。

　　這種差距的背后，本質上是產業結構和城市行政等級的不同。記者通過對珠三角、閩三角、蘇滬地區、京津唐地區主要城市的研究發現，在一個經濟區域內，行政等級越高的城市，其服務業占比也會越高，相應的房價也越高。與之相反，該區域范圍內以傳統制造業為主的城市，房價會比服務業為主的城市低不少。

　　三產占比高，房價就高

　　一般而言，經濟發達的城市憑借優質的社會公共資源和良好的就業機會對流動人口形成了強大的吸引力，大量的流動人員到大城市后，融入大城市的愿望十分強烈，這也使得大城市“磁場效應”明顯。

　　有媒體對2013中國公共財政收入較高的50個城市對城市的人口吸引力進行排名。其中上海以953.5萬的人口凈流入數位列人口吸引力城市之頭；頭都北京排名，人口凈流入數為771.8萬。深圳排在第三，人口凈流入數為755.59萬。

　　按照統計，中國人口凈流入超過100萬的城市共有22個。目前中國房價較高的城市基本都出現在這22個城市里面。

　　不過，人口凈流入雖然重要，但并非影響房價的先進要素。例如，東莞人口凈流入位居全國第四，為643萬，是戶籍人口的3.46倍；佛山人口凈流入位居全國第八，為348萬，與戶籍人口基本相當。但這兩個城市的房價均未過萬，與區域內的兩個城市廣州和深圳均有較大的差距。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閩南和蘇南。以泉廈為例，改革開放后憑借民營輕工業的蓬勃興起，泉州的人口凈流入達到136萬，泉州的經濟總量高居福建，但至今泉州的房價也就相當于廈門的1/3多一點。

　　這種差距背后的因素在于產業結構的不同。例如，在珠三角地區，廣州第三產業占比64.6%，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70.6%。深圳三產占比56.5%，東莞三產占比53.8%，佛山占比為36.1%，中山為42%。

　　在閩南，廈門三產占比達51.6%，泉州僅為34.9%。在長三角，南京和上海三產占比分別為54.4%和62.2%，而蘇錫常則分別為45.7%、46%、45.2%。在京津唐地區，北京三產占比高達76.9%，天津只有48.1%，重工業城市唐山則只有32.1%。

　　研究員嚴躍說，服務業強的城市，往往是因為傳統工業產業等已經逐漸外遷，整個城市的發展實力在提升，產業品質在提升。“新的產業會對相應的地產市場產生新需求。服務業發達的背后，往往是商業地產發達以及商圈繁榮的一面，此類物業對于房價的帶動作用很高。”

　　其次，服務業背后也是引起城市消費結構轉變的內容。尤其是包括咨詢、會計、 品商業等行業的進入，提高了城市的消費結構，推動了物價和房價的上漲。第三，服務業強的城市，就業接納能力強，人口導入快，自然會引起房價的上漲。

　　廈門市政協常委、集美大學房地產研究所所長李友華教授對本報稱，隨著城市的發展，城市的制造業不斷向郊區和周圍城市轉移，大城市城區逐漸以服務業為主。產業經濟結構決定了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又影響了房價走勢。

　　李友華分析說，像佛山、泉州等以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為主的城市，雖然外來人口也很多，但由于收入比較低、流動性比較強，因此并沒有轉化為有效的購購力。相比之下，以服務業為主的城市，聚集的高端人才更多，收入比較高，穩定性好，他們留下來落戶的機會、能力和愿望也要強很多。

　　中原地產頭席市場分析師張大偉說，二產和三產的財富集中度不同，以二產為主的城市，缺乏白領，而以外來進城務工人員為主，雖然外來人口很多，但形不成有效置業，包括商業地產在內的服務業難以發展。

　　而像北方一些重化工業為主的制造業大市，由于其制造業主要是大型央企、國企，工業化進程較早，非商品化的住房占比非常大，包括大量的棚戶區改造，這也拉低了房價。

　　吸附效應

　　產業結構的背后，對應的是這個城市的行政等級，在區域中所處的地位以及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的分配。

　　例如，在珠三角，廣州和深圳是副省級城市，而其他城市只是普通地級市，整個廣東省較好的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大多集中在廣深。因此廣佛交界處距離一兩公里房價卻相差一倍的背后，正由于廣州和佛山兩座城市的資源不同。

　　在閩南，廈門是福建先進的副省級城市，其城市建設、教育、對外交通等公共服務均在福建頭屈一指，而旁邊的泉州只是普通地級市，城市建設與廈門有不小距離。

　　在長三角也是如此，上海作為直轄市，是整個長三角的龍頭；南京則是副省級省會城市，其所擁有的公共資源均非蘇錫常三個地級市所能企及。

　　“產業結構的背后和城市的行政等級是緊密相關的。”嚴躍進說，行政級別高的城市，會帶來更優質的資源導入，對于產業導入、城市規劃方面都會更有優勢。“產業結構的背后，也是各類收入、城市顯性和隱性福利的表現，此類福利多，自然會增強城市的競爭力，相應的資源價格自然會上升。”

　　另一方面，由于行政級別高，地位突出，這些三產占比較高的城市對周圍也形成了較強的吸附能力。

　　以閩南的泉廈為例，改革開放后泉州以紡織鞋帽為主的民營經濟蓬勃興起，在不少企業做大到一定程度之后，為了吸引研發營銷等方面的中高端人才，這些大企業將公司研發營銷總部搬到了城市環境更好的廈門，從而帶走了包括稅收在內的不少資源。曾經有泉州市專業對此憤憤不平。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你不這么做，要讓人家高端人才來我們這里，他們肯定會猶豫。但到廈門的話，招攬人才就方便很多。”泉州晉江一位企業家告訴本報記者。

　　這也正是以服務業為主的城市對周圍的吸附作用。表現在樓市上，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泉州，經商群體十分龐大，很多人選擇到城市建設、公共服務等資源更好的廈門置業。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珠三角和長三角。例如東莞、佛山、中山等地的經濟十分發達，民間財富雄厚，但這些地方的中高端購購力還是主要流向了廣深兩個以服務業為主的副省級城市。

　　張大偉稱，決定未來城市房價走勢較重要的兩個因素是三產的發展水平和公共配套服務。行政級別高的城市，擁有的公共資源更多，很容易吸附周圍城市的資源，因此像南京，GDP總量不如蘇州、無錫，廈門GDP總量不如泉州，但南京、廈門的房價卻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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