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南方周末》創(chuàng)刊25祝活動上，萬科董事長王石在主辦方提供的幾個標簽中，為自己選擇了“不行賄”。在隨后的發(fā)言中，王石透露了萬科“不行賄”的底線，及其受到的廣泛質(zhì)疑：一次企業(yè)家論壇上，他與一位嘉賓先后發(fā)言，“我講我不行賄，下面沒有掌聲；他講他行賄的時候，下面掌聲雷動。我坐在臺上多少有點尷尬。”

　　王石的尷尬不是次。去年樓市迷茫時提出“拐點論”，去年震后建議“捐款10元”，乃至當年萬科上市不久時爆發(fā)的“君安-萬科”之戰(zhàn)，這位企業(yè)家好像總是與他所處的行業(yè)和環(huán)境若即若離。

　　8月19日，王石在新京報主辦的“學習嘉年華”開幕式暨五五總裁講壇特別專場上發(fā)表演講，題為《假定善意———王石與你一起探討企業(yè)價值》。會后，本報記者少有專訪王石，請他親自講述他尷尬背后的故事。

　　【談“不行賄”】

　　我先假定人是善良的

　　新京報：今天演講的題目是“假定善意”，但一般來說企業(yè)給人的印象頭先是逐利，這跟你說的“假定善意”是否矛盾？

　　王石：“假定善意”是我這幾年一直在提的一個說法。我選擇“不行賄”標簽，的確因為它是做人的底線，也是做企業(yè)的底線；但我到大學里，到社會上與大家進行分享，沒想到那么多人不相信。大家相信什么？頭先假定政府官員是腐敗的，政府官員一定是要受賄的，企業(yè)不行賄就做不下去；這是頭先假定對方是惡人。但是從我的角度看，在我跟他交流之前，我先假定人是善良的，假定善意，這是前提。

　　新京報：你是從道德的層面來假定的？

　　王石：當然。

　　新京報：但現(xiàn)在人們好像更多的在強調(diào)制度的作用。

　　王石：制度是用來抑制惡的，這跟我說的假定善意不矛盾。人人都有善惡，有天使也有魔鬼。我不認為自己就是善人，我身上也有惡。我們用制度來抑制惡，但要跟人打交道，還是要跟善的一面打交道，頭先還是要假定他是善意的。我們總不能刻意去跟他惡的一面打交道吧。

　　新京報：現(xiàn)在萬科已經(jīng)發(fā)展到全國，可以做一系列慈善性的和善意的活動，有底氣說不作惡。你剛才也說到，你不認為自己是善人。但是如果一個企業(yè)剛起步，迫于生存而做一點惡呢？萬科成立的時候，你有沒有做過一些今天讓你感到后悔的事情？

　　王石：我沒有，這是我的底線，做人的尊嚴。現(xiàn)在對我不行賄的質(zhì)疑主要有兩點，一個是你不行賄，但是你萬科行不行賄？你現(xiàn)在不行賄，過去有沒有行賄？我告訴你，我所指的就是萬科，我不行賄就是萬科不會行賄，這是制度上的設計。我現(xiàn)在不行賄，我過去也完全不行賄。

　　并不是說，我這個人生來就沒有惡意的傾向。我在《道路與夢想》里說過，剛起家的時候，我需要兩個計劃的車皮，主管的貨運主任我了他兩條煙，他沒有要，計劃車皮還是給我了。實際上貨運主任給我顯示了善意，正因為這種善才讓我假定人就是善意的，也給了我對人心向善的信心。

　　你剛才說創(chuàng)業(yè)的時候能不能做到不行賄，就我個人的體會是能夠做到的。是很難，但是不是像想象的那么難。總結(jié)下來，你堅持向別人展示善，別人向你展示的也是善。這就是動力。

   【談“捐款門”】

　　我沒有錯，道歉是妥協(xié)

　　新京報：我發(fā)現(xiàn)無論是寫書還是演講，包括你剛才這些話，都具有非常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這跟競爭激烈的房地產(chǎn)行業(yè)沒有矛盾嗎？

　　王石：你說我是理想主義者，我覺得我是實用主義者。我的工作不是著書立傳，我們是在搞企業(yè)，搞企業(yè)頭先是實踐家，實踐不下去就要被淘汰掉。

　　下圍棋你說是理想主義還是實用主義？靠理想主義贏不了對方，但有的人在看這一步吃了對方幾個子，有的人在看十步之后，二十步之后。我只是有一個更長遠的眼光而已，不只看現(xiàn)在。現(xiàn)在我要存在下去，未來我也要存在下去；而未來當然有兩種假定，一種假定未來是惡的，另一種假定未來是善的，我對未來的假定是善的。比如說講制度，講透明，講不尋租，講市場公平競爭，這是你對未來的一種假定。還有一種競爭就是尋租、腐化、墮落，這個公司越來越糟糕。

　　當然如果說我這種假定就是一種理想主義，這個我同意，我頭先是假定往好的一面發(fā)展，我往好的地方做。但我現(xiàn)在做得不錯，行業(yè)中一直證明，各方面都是不錯的，怎么說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呢？我是一個實用主義者，而且很成功。

　　新京報：實用主義者有時會為了利益，暫時犧牲一下理想，做一些妥協(xié)。你有過嗎？

　　王石：我當然有妥協(xié)，但是我有底線。社會的本身就是妥協(xié)，理想主義和妥協(xié)不矛盾。剛才說的不行賄，就是我的底線，如果我不行賄，我經(jīng)營的企業(yè)生存不下去我寧肯關門，我寧肯出國當二等公民，因為這和你的人格和尊嚴有關系。創(chuàng)業(yè)的初期，一些人被迫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情，并不等于他的人格不高；但是我要說的是，往往這種被迫較后成為一種自愿，成為一種情不自禁；這種被迫發(fā)生后，再想成為理想主義者很難。

　　新京報：“捐款門”之后你的道歉可不可以理解為妥協(xié)？

　　王石：應該是。道歉的前同樣一家媒體問我，你準不準備向網(wǎng)民道歉？我認為自己沒有錯。

　　新京報：這個道歉你覺得不違反原則？有人解讀這個道歉是較成功的危機公關，你同意嗎？

　　王石：不違反原則。因為道歉其實是換一個角度看這個事情。當然和危機公關有關系，成功不成功，讓別人去判斷。在那種情況下媒體對我表示出善意，他們希望通過這樣的形式讓我減輕壓力。

   【談市場運營】

　　某些方面我會一直不“成熟”

　　新京報：說到危機公關，現(xiàn)在萬科剛剛接手了上海倒塌的樓房，如果萬科自己的產(chǎn)品出現(xiàn)這樣嚴重的事故，怎么進行危機公關？

　　王石：按照萬科的策略，如果發(fā)生這樣的問題，不存在危機公關，萬科就完蛋了，向大家謝罪吧。

　　新京報：聽上去很剛烈。

　　王石：我的性格屬于比較剛烈的，我寧可事業(yè)無成，寧可出國當二等公民，也不愿意委曲求全，不愿意為了財富失去人格，這個是非常明確的。舉個例子，有次為了一項業(yè)務，某位專業(yè)出面干涉，是進口商安排的。吃飯的時候我才知道是這樣的安排，當時站起來扭頭就走，拂袖而去。當然現(xiàn)在不會了，不讓別人難堪，現(xiàn)在我是知道了。

　　新京報：當時你有多大？

　　王石：那時候四十二三歲。

　　新京報：已過不惑之年還在飯桌上拂袖而去，有沒有人說你表現(xiàn)得很不成熟？

　　王石：我去年都覺得自己很不成熟，覺得自己很青澀。但有人叫我老狐貍，我很高興。我有沒有狡猾的一面？當然有，但我覺得不值。什么叫聰明？較簡單的方法就是聰明。我可以很狡猾，但是何必那么狡猾？

　　新京報：就是說你可以很青澀？

　　王石：不是吧。我是說我某些方面會一直不成熟，這就是我青澀的一面。處理人際關系上，有時候把人得罪了渾然不知，我就是有不成熟的一面。這方面也沒有興趣改，從某種角度來講，改不是不可以改，但是會改得面目全非。人總會有長有短，不可能總是長的，如果都是長處，一定短命。

　　新京報：你說你不成熟得罪人，有沒有影響過萬科的發(fā)展？

　　王石：當然有。我們當年開發(fā)的一個樓，外立面顏色是綠色漸變的，人家叫“竹筍樓”“苞米樓”，那就是當年得罪一位專業(yè)的結(jié)果。

　　但是我覺得更多的例子是倒過來的，人家給萬科的好處我不要。較典型的是我們在成都拿一塊地，簽約的時候，我說根據(jù)成本核算，你們給我們的價格，成本打不下來。我提議，每畝地加五萬塊錢。我們老總馬上拽我，人家要給你折讓，你怎么還要加價。

　　對方也不明白什么意思，我就講根據(jù)萬科拿大地塊的經(jīng)驗，便宜地塊往往我們得不到什么好處。因為你是從農(nóng)民那拿來的，你們很便宜的壓榨農(nóng)民。我們一個樓盤的墻老倒，我問為什么這樣，他們說當?shù)剞r(nóng)民推的，我說當?shù)卣还軉幔咳思艺f就是對著當?shù)卣サ模數(shù)亟o農(nóng)民補得少，農(nóng)民覺得吃虧了。

　　后來我就知道，便宜的東西后面是有陷阱的，并不是說我表示我高尚，我加的錢你們給農(nóng)民，這樣我的圍墻不會倒。像這樣的故事不止一例。

   【談旅游探險】

　　已不再單純是我的個人行為

　　新京報：關于萬科的發(fā)展，我看了下你的三本書，《道路與夢想》、《讓靈魂跟上腳步》、《徘徊的靈魂》，書名上就給人一種逐漸內(nèi)斂、收縮的感覺。作為一個大企業(yè)的領軍人物，你在自省、在慢下來的時候，會不會對企業(yè)士氣有影響？

　　王石：應該不會。“慢下來”，是因為我們不僅要看到未來，看到更遠的地方，也要回顧過去，要看得更清楚。無論是個人歷程，還是企業(yè)軌跡，都要有這一步。我去過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去過柏林的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館，可竟然沒去過自己國家的南京大屠殺紀念館。身邊的朋友，也沒有一個去過的。除了個體的原因，可能也和我們民族整體意識的忽略有關。

　　在萬科，說起持續(xù)高速增長，個個頭頭是道；但有幾個記得海神廣場？當年它幾乎葬了整個公司。寫一本激情四射的書，說說理想、成功、韌性，再加幾個小失敗做點綴，這很主流。但我們更需要“慢下來”；不能看清楚過去，也將看不清往何處去。

　　新京報：我看了你新書的目錄，主要是游記、旅游或者探險活動，跟你目前的企業(yè)經(jīng)營有沒有結(jié)合？

　　王石：應該說探險行為基本上和企業(yè)分開。盡管從社會關注度來講，聯(lián)系是很密切的，但是作為我個人把它們分得很清楚。

　　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用我探險的名義宣傳公司的產(chǎn)品。但是我替其他很多公司做過廣告。他們找我，除了因為成功企業(yè)家這個因素，也是贊賞我的探險精神。

　　為什么不把我的探險精神注入到萬科的品牌里？探險是我個人的愛好，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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