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房本是不折不扣的民心工程，也是對歷史欠賬的彌補，速度適當加快是可以理解的。但5年建設3600萬套保障房為何仍會給人運動式建設的認識？很多人質疑3600萬這個數字是不是拍腦袋的結果，我更多思考的是它背后的程序和制度設計。

　　雖然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搞解困工程、安居工程時，各地就制定了若干規定、規范，但很遺憾，總體而言，目前的保障房是個典型的“雙邊工程”，即絕大部分地方仍是邊推進建設邊進行制度設計。

　　稍稍關注保障房的都知道，“建設”只是它的步，“分配”是它的步，“運營”是它的第三步。每年要籌集龐大的建設資金，固然愁壞了各地的市長和區縣長們，但若分配環節出了問題，也有可能前功盡棄。所以，自從提出保障房五年計劃，我就不停呼吁要建立保障房公開透明的分配機制。

　　如你所知，雖然“主流是好的”，但還是出了不少問題。從現實主義的態度出發，這么大規模的保障房，出點問題也是正常的。但有些問題是不可原諒的，如工程建設階段的責任事故、安全事故，在分配環節的腐敗、尋租。

　　經濟學家早就告訴我們，審批制是尋租的溫床，只要有審批制，就一定會有尋租。保障房也不例外。在擠壓尋租空間，唯有公開透明。所以，保障房審核之后都必須公示。有些尋租行為是見不得陽光的，譬如河南項城公示后被發現有42名未成年人獲準購購經濟適用房。

　　有些即使公示了，你也發現不了什么問題。街道辦事處公示的保障房名單，你一個人都不認識，焉知其真假？再如，某個小區5棟保障房都被某單位購去分了，除非分配不公被內部人舉報了，否則它公示了外部人也只是看個熱鬧。

　　更多的保障房甚至不屑于告訴你分給了誰。尤其是為公務員定向建設、定向購購或定向配售的保障房（包括限價房、經濟適用房和公租房）。這一點，在部委云集的北京，頗有代表性。在的城區，你能看見一片片豪華的保障房，卻不清楚它屬于哪個衙門。它們從來沒有公示過，好像這也是國家機密。

　　為什么保障房在很多地方被認為是福利分房的回潮？這是因為，，各地的政府權力部門、國有企業，都是保障房的大戶，是頭先保障的對象；，這些機關、企業以成本價購到的保障房，幾乎與商品房無異，售價卻只有周邊商品房的幾分之一。如北京三環邊某部委的保障房，售價只有6000多元，周邊商品房卻達3萬多元。

　　但是，較多過5年，這些保障房就可以上市。廉租房和公租房的租金收取，經濟適用房和限價房的上市交易，我稱之為保障房的后期“運營”。保障房與商品房之間的巨大價差，為尋租客們提供了強大的動力，但真正替他們打開方便之門的，卻是允許保障房上市。

　　聰明如你已經明白，為什么很多公務員分了一套保障房又分一套，為什么很多國企建完普通保障房又建別墅式保障房，就是因為這些保障房變現后可獲高額收益。哪怕房價在禁售的5年之內原地不動，變現后的收益也高達四五倍，京滬一套保障房動輒增收二三百萬元，何況有些家庭謀得了幾套。

　　房地產調控要想取得成功，必須變革房地產制度，而變革房地產制度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改革保障房的分配和運營體制，核心是完全禁止保障房上市，完全封堵其變現機會。保障房如果要轉讓，只能由當地政府以當年公布的保障房基準價收購。

　　保障房是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基本居住權，而不是為其提供創造利益的空間。放眼世界主要經濟體，有幾個是允許保障房以市場價變現的？

　　國家和地方層面必須立即立法。然而，幾年過去，《住房基本保障法》難產，改名為《住房保障法條例》也還是遲遲出不來。北京市和其他省市也早就醞釀要出臺法規禁止經濟適用房轉讓，改由政府收購，也沒有下文。

　　恐怕還是利益使然吧。對制定法律法規有話語權的人們，往往是保障房的受益群體之一，封堵保障房的變現后路，舍棄自己的巨大利益，非有自我革命、自我犧牲的勇氣不可。他們是可以期待托付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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