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上半年，城市間人才爭奪的風潮愈演愈烈。

這場從2016年底就開始發酵的“搶人大戰”，在2017年新一線城市武漢、杭州、成都紛紛亮出大招后成為輿論關注的熱點。而2018年，這場戰爭又高潮迭起，先是西安三天搶了8000人，旅游時都有可能被民警拉去落個戶，隨后北上等一線城市終于下場參戰， 是5月中旬，因為發布“海河英才”計劃后1天30萬人申請落戶，天津終于又上了一次“頭條”。

據《華夏時報》記者不完全統計，2018年上半年，全國共有超過50個城市發布了新的人才政策，或者在此前出臺的政策上作了進一步補充。其中，三四線城市是新政發布的主力，幾個主要的一線城市也紛紛加入戰團，而挑起戰事的、2017年初就已入場的“新一線”城市，包括武漢、長沙等地逐漸進入平穩期，已經不再發力。

易居研究院研究總監嚴躍進接受《華夏時報》采訪時表示，實際上當前人才政策有一定反思的意味，政策部門也在反思此類政策背后的漏洞，尤其當西安和天津市場出現炒房的現象，自然也會要求后續各類政策持相對謹慎的態度。

三四線城市主力，一線城市加入

從上半年“搶人”的情況來看，山東、河北等人口大省成為人才爭奪戰的新生力量和主力軍。

4月底，山東省出臺了《關于做好人才支撐新舊動能轉換工作的意見》，明確推出實施“新工科優先發展計劃”等六大人才培養計劃。此后，山東從二線城市青島、濟南，到三四線城市聊城、德州、威海、萊蕪、泰安、濰坊、濟寧、棗莊、臨沂等地紛紛出臺了各自的措施，其中大多都將學歷落戶 限制在本科。河北門檻更低，省會城市石家莊允許大專及以上的畢業生憑身份證、畢業證直接落戶，張家口、保定、唐山、邢臺、承德等近十個城市也都公布了吸引人才的計劃。

中國指數研究院5月底發布的報告指出，2017年出臺人才新政城市能級呈現中間大，兩頭窄的特點，主要以二線城市為主，很難看到一線及三四線以下城市身影。進入2018年，“搶人”向縣級城市蔓延，環京三四線如保定、廊坊等也開始重視人才引進，甚至泰安新泰市、濱州惠民縣等縣級城市也出臺人才政策。同時，一線城市開始發力，北京、上海、深圳等地針對高端人才出臺局部調整引進條件。

不過相比之下，2017年常住人口有所減少的北京和上海兩大一線城市落戶的門檻就高了太多。3月底，北京發布《北京市引進人才管理辦法（試行）》，對在本市行政區域內的高新技術企業、創新型總部企業、新型研發機構等科技創新主體中承擔重要工作，近3年每年應稅收入超過上一年度全市職工平均工資6-8倍的科創人才，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重大賽事策劃人和組織人、 運動員和教練員、 和國家A級裁判員、知名體育解說員和體育節目主持人等體育類人才，具有三級醫院10年以上從醫經驗，且具有 職稱的醫療衛生健康專業人員等教育衛生人才等進行招攬。上海也出臺“人才高峰工程行動方案”，聚焦宇宙起源與天體觀測、光子科學與技術等13個重點領域的高峰人才。

“新一線”城市房價已被拉高

上半年 引人關注的搶人事件，發生在西安和天津。一個由于實施了線上申請，在北京的春招會上三天拉來了1.5萬人，另一個 地放開門檻，只要40歲以下的全日制本科生即可落戶。

在天津落戶辦理的現場，《華夏時報》記者曾見到多名從河北、山東、山西、內蒙等地趕來的落戶者，從半夜三四點開始排隊，排到烈日當空的正午。由于隨后幾次出臺的補丁政策，他們之中的許多人都沒能成功辦理。

盡管如此，在天津“海河英才”人才政策的刺激下，此前被限購政策冰封的樓市成交量也有所抬頭。有中介對記者表示，在政策出臺的一個星期之內，他們賣了“過去半年的房子”。

不僅天津如此，西安由于人口大量涌入，也成為過去幾個月中全國房價漲幅 的城市之一。根據統計局發布的數據，自3月份開始，西安連續3個月新建商品住宅銷售價格指數上漲幅度名列全國前三位。

5月初，西安、海口、三亞、長春、哈爾濱、昆明、大連、貴陽、徐州、佛山、成都、太原等10個房價上漲過快的城市被住建部約談，要求各地認真落實穩房價、穩租金的調控目標，有針對性地增加有效供給，抓緊調整土地和住房供應結構，加強預期管理和輿論引導，遏制投機炒作。

而這些城市無一例外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之間發布過人才政策。“人才政策的確影響了房地產市場的穩定，”中原地產 分析師張大偉表示， 近全國多個城市房價出現了反彈，特別是二線城市， 近統計局公布的房價數據中， 近三個月房價環比上漲加速， 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人才政策變相放開了限購政策。

政策將調整？

對于人才政策本身的合理性，也有不少反思的聲音。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室主任譚永生和助理研究員潘華撰文指出，近期發動“搶人大戰”的城市里，也出現了一些負面溢出效應，如簡單粗放地引人政策波及房地產市場，抵消國家房地產調控成效；政策過于同質化，出現引才引智的零效益；滋生“戶口空掛”，增加城市社會治理難度等問題。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中國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陸銘對《華夏時報》記者表示，在人力資源的配置上，政府和市場兩種力量應該相互配合，而當前的“搶人政策”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替代市場在發揮作用，完全由政府來設置標準，按照學歷學歷來吸引人才，不一定能形成社會 的結果。比如一個人雖然是大學文憑，但他所學的專業跟當地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并不吻合，而有一些沒有本科學歷的人卻對當地稅收有貢獻的，這其中存在一定的扭曲。

“既要引才引智，更要用人留人，把人才留在當地，實實在在為當地經濟發展做貢獻。“國家發展改革委新聞發言人孟瑋回應地方搶人大戰時表示，把人才留下來，關鍵一點是政府要持續改善營商環境和政府服務，不斷優化城市的硬環境和軟環境，為人才干事創業營造富有活力的體制機制和制度保障。

陸銘也指出，政府應該做的是一些自然壟斷或需要基層創新的部門，這些是私人部門無法做到的；另外就是從外部環境來改善人才環境，一個是營商環境，提高制度辦事效率，加強產權保護，完善融資環境；另一個是城市的生活質量，改善公共服務質量、教育質量、醫療質量，提升城市環境、文化消費的多樣性和品質。

對于此后的政策方向，嚴躍進認為，搶人的政策會有所調整，尤其是在人才的界定和資格審核方面，以及后續人才的居住問題等方面或有較多的政策內容，這也是為了防范人才政策被扭曲的風險出現。大體上未來政策會更加成熟，有助于人才政策真正導入人才、堵住炒房需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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