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房價的快速上漲，城市人口中一部分被稱之為“夾心層”的民眾住房矛盾突出。向上看，他們即使踮起腳也完全購不起商品住宅；往下尋，經濟適用房粥少僧多，廉租房與其無緣。以目前的情形看，數年內，這部分民眾的住房問題要解決還有不少困難。

　 那么，“夾心層”住房矛盾的癥結何在？造成“夾心層”現象的原因大致有這兩個方面。

　 頭先，“夾心層”住房問題其實折射出的是收入差距的問題。據《中國統計年鑒（2009）》，2008年，我國較高行業平均工資與較低行業平均工資相比高出4.72倍。當前的房價水平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反映了人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對于大城市的房價，不同收入的感受是不一樣的。一些壟斷性行業的企業，不僅收入要高出社會平均收入數倍，而且他們的未來收入預期也相當不錯。對于這部分人來說，眼下的房價水平是可以承受的。但對于更廣大的民眾而言，商品房的價格則顯得遙不可及。

　 客觀地說，平均房價與平均收入之比，掩蓋了一個無奈的現實：少數富裕人群對房地產的投資性購購以及高收入人群對高端房地產的消費需求，與大多數民眾對普通住房消費的捉襟見肘形成了鮮明反差。

　 其次，在土地資源的配置上，由于政府政策有所傾斜，因而人均住房面積的增加以及住房自有率的提高掩蓋了部分中低收入人群的居住狀況的惡化。在北京地區，當很多大學畢業后落戶北京的年輕人感嘆房價奇高時，并不意味著北京住房消費支出就是高不可攀。因為，北京住房供應體系的另一面并未惠及外來人群，這就是隱性福利分房的存在。雖然大規模的福利分房在上個世紀末，以“新老劃斷”的方式而告終結，但事實上，在此后的數年中以經濟適用住房(或合作建房)的形式，以建安成本價格，對特定人群定向銷售的狀況依然存在。這種“”現象在北京各大部委、央企以及中并非鮮見。

　 雖然沒有準確數據披露，究竟有多少人受惠于這種住房保障，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將這部分住房的購購價格攤入平均房價中，北京的人均住房消費支出絕不是目前商品房的平均價格水平。

　 此外，部隊的軍產房，各大學院校的校產房也未納入商品房供應體系。在那種體系內，在北京擁有兩、三套房的家庭并不罕見。在當年進行住房體制改革時，由于考慮到如果所有“房改房”都可上市流通，勢必會使一部分家庭的資產顯現化，因此出于社會公平考慮，對擁有兩套以上住房家庭(指舊公房)出售房產的要加以限制。但這樣一來，就有一部分房產沉淀下來未能進入市場。

　 北京一家房產中介公司的客戶經理介紹說，實際上位于北京城區的一些舊公房是處于空置狀態的。這些舊公房的業主覺得，想賣賣不掉，而租出去既費事也擔心讓單位知道，把房子收回。所以干脆放在那，等以后政策變化了再作考慮。假如今后能允許這部分房上市交易，肯定會對目前北京的房價產生影響。建設部權威專家也曾提出，長期以來，人們比較關注的空置率主要和已建成未售出的增量資源相聯系。實際上，目前我國的城鎮中存在著相當大量的“很少有人住”或“只有很少人住”的閑置存量資源。城鎮人均住房面積和城鎮住房困難群體的比重明顯不相稱，原因之一就在于一部分存量資源閑置狀況嚴重。

　 再次，低收入人群被推到商品房市場。按理說，商品房價高不高跟一部分人群沒關系。當初政府住房商品化的政策思路基本上是“三條路線”：高收入者到市場去購商品房，中等收入者去購有政策補貼的經濟適用房，低收入的住房困難戶去租政府投資的廉租房。商品房市場所涵蓋的是部分“先富起來的”人群，后兩部分人群的住房問題要靠住房保障體系，即以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來解決。現在的問題是，經濟適用房以政策之名漁商品房之利；廉租房則因費力不討好而一直未成氣候，于是后兩部分人群都被稀里糊涂地趕到商品房市場中去購房，房價不高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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