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18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 總理對參會的國務院各部門負責人語長地說：“現代社會已經變為一個透明度很高的社會。對于媒體關切、特別是一些重大關切，在座的各位部長們也要主動回應！”

　　3月18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 總理對參會的國務院各部門負責人語長地說：“現代社會已經變為一個透明度很高的社會。對于媒體關切、特別是一些重大關切，在座的各位部長們也要主動回應！”

　　總理說，現代社會瞬息萬變，國務院推出的各項政策、文件，有時也難免會被“誤讀”。

　　“比如我們之前出臺的不動產登記條例，本來是想把相關業務理順，歸口到一個部門管理，更加方便群眾辦事。結果呢？社會上出現了一些誤讀。”他說，“還好有關部門出來作了解釋。所以各部門的政策，該解釋的就要解釋，而且回應要主動、要及時！”

　　他現場要求國辦有關負責人要盡快協調，建立起主動回應社會關切的機制。

　　“部長們也不必太有顧慮，要主動講、敢于講！” 說，“如果社會有疑問、媒體有問題，你卻不回應、也不解讀，那就很可能引發更多無端的猜測。要勇于主動面對媒體、及時回應社會關切！”

　　政策“誤讀”或難免，部長回應別“斷電”

　　“誤讀”“難免”“部長”“回應”……透過這四個關鍵詞，既可看出 總理對建構政府施政、民意反饋良性互動機制的要求，也能窺出現代政府內蘊的親民善政邏輯。

　　據新京報報道，在3月18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 總理對參會的國務院各部門負責人表示：現代社會瞬息萬變，國務院推出的各項政策、文件，有時也難免會被“誤讀”，“對于媒體關切、特別是一些重大關切，在座的各位部長也要主動回應！”“部長們也不必太有顧慮，要主動講、敢于講！”

　　“誤讀”“難免”“部長”“回應”…… 總理的表態甫一傳出，這四個關鍵詞就引發廣泛解讀。而透過這四個詞，既可看出 總理對建構政府施政、民意反饋良性互動機制的要求，也能窺出現代政府內蘊的親民善政邏輯。

　　“誤讀”未必是無厘頭抵制，或許是源于理解偏差。這種理解偏差，有多重成因：比如，隨著改革深入推動，政策調整幅度越來越大，對于新政策、新思路的產生邏輯、目標指向、法理依據，社會缺乏系統性了解；又如，在互聯網時代，公共討論的介入程度越來越深，對于政策變化不同的群體總是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去解讀政策，增加了政策被彈性解讀的維度。此外，許多政策專業性很強，如果表述不到位、媒體傳播不準確，也會造成對政策的誤讀。

　　“難免”則道出了“誤讀”的平常性——有時誤讀是常態，不誤讀才是例外。得看到，政策被誤讀，現在確實挺普遍。如《不動產登記條例》出臺被誤讀成為“以人查房”做準備，《事業單位人事管理條例》被理解成為事業單位人員漲工資提供依據……

　　而 總理說政策有時難免遭誤讀，頗具深意：對政策被誤讀，不宜輕易定性、隨便歸咎。之前，總有一些部門對政策被誤讀“污名化”，推卸自身責任，這不利于形成良好的政策傳遞環境。一方面，討論政策是公眾權利，即使存在這樣那樣的誤讀，也理應允許存在。一定程度上，對于政策的誤讀，反過來還可以成為調整政策的民意參考。另一方面，盡管某些誤讀不排除有利益群體故意加以曲解的可能，但多數情況下，政策被誤讀的背后，包含了社會各界希望加快改革進程的期待。公眾的期待，正是形成共識的前提。

　　“回應”，則是政府與相關負責人在誤讀難免語境下的應對之法。在政策、文件發布后，政府部門理應成大V，關注輿論動向及時回應社會關切，而非單向發布信息，淪為“僵尸號”。2013年，國務院就頒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政府信息公開回應社會關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見》，提出各部門要建例行新聞發布制度，各部門應確保在應對重大突發事件時不失聲、不缺位。

　　“部長”作為政策宣示者，則應成為積極“回應”的示范者。以往說“回應社會關切”通常主體指某個地方、部門，此次 總理點名部長，言下之意很明顯：部長們對于政策解讀有權威性，因此有必要以公眾樂意接受的方式答疑解惑。部長們或難“事必躬親”，那與此對應的，政府規章和行政規范性文件常態化解讀機制也應盡早確立。

　　正因“誤讀”有時“難免”，所以常態化“回應”應是必然。理順了這內在邏輯，才能推動政策解釋相關機制的補全，也才能在良性互動中助推信任共振，讓政府行政在“接地氣”中更親切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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