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在城鎮穩定就業居住5年以上人口、舉家遷徙的農業轉移人口、建檔立卡農村貧困人口、在城市租房常住人口來說，城市的落戶大門將敞開。

6月17日，國家發改委就宏觀經濟運行情況舉行新聞發布會，提出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打通在城鎮穩定就業居住5年以上和舉家遷徙的農業轉移人口等重點群體的落戶通道，積極推進建檔立卡農村貧困人口落戶，允許租賃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戶口落戶。

“推動租賃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戶口落戶，其實類似于個人戶口打個六七折來享受公共服務，這對農民工和剛畢業的大學生都是有好處的。”暨南大學教授胡剛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

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6月11日在中國城（動態 戶型 相冊 地圖）市高質量發展研討會上表示，中國城市化存在結構性失衡，推進城市化高質量發展，需要進一步放寬戶籍限制，超大城市以外的所有城市應放開落戶限制。

著力抓好重點人群落戶

國家發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新聞發言人孟瑋在上述發布會上指出，今年是新型城鎮化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一年，加快實施以促進人的城鎮化為核心、提高質量為導向的新型城鎮化戰略，重點要推進四方面工作。

首先是著力抓好重點人群落戶，提高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質量。

其次是著力抓好城市群和都市圈規劃建設，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

第三是著力提升硬實力和優化軟環境，增強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

，著力促進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和公共資源合理配置，持續提升城鄉融合水平。

國家發改委今年4月8日發布的《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以下簡稱《重點任務》）提出，積極推動已在城鎮就業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

“中國目前戶籍制度改革核心就是解決存量問題。也就是說，農民已經來了城市工作，但他們在城市沒戶口，這一問題怎么解決。”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治安學院教授王太元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

楊偉民在上述研討會上表示，中國在城市化方面存在經濟與人口的失衡。“由于農民工不能在當地落戶，可能導致一個農民工一生少工作二十年，一方面造成過早進入到勞動力短缺的時代，其次因為他一生少工作二十多年，四十多歲回去抱孫子就很難進入中等收入群體。”

這一局面正在逐步改變。孟瑋表示，要打通在城鎮穩定就業居住5年以上和舉家遷徙的農業轉移人口等重點群體的落戶通道，積極推進建檔立卡農村貧困人口落戶，允許租賃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戶口落戶，確保有意愿、有能力、有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在城市應落盡落、便捷落戶。

楊偉民此前也提出，放寬戶籍的管制，超大城市政策要精細化，只限制人口落戶中心城區，改進人口落戶積分制，特別要放寬對農民工的積分條件。

胡剛認為，一個地區經濟的發展，需要勞動力、資金和土地三大要素的流動。目前，我們國家資金流通很活躍，勞動力流動還受到戶籍的限制。這個限制破除了，會對整個經濟發展起到很大的作用。

胡剛也贊同超大城市外圍落戶放開的提議。“比如，廣州有7400多平方公里，但廣州1500萬人口，大部分擠在1000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區，剩下6400平方公里其實人口不多。”

除了在城市穩定就業居住5年以上的存量人口之外，租房和貧困人口的落戶也頗受關注。

王太元表示，擁有戶口一般來說要一個穩定的住所。從國際上的標準來說，在一個地方連續居住半年以上，就算穩定的住所。“但這和我們要求有穩定的住房，甚至是私有住房，不是一個概念。農民工到廣州打工，要他們買得起廣州的房子，這個要求太高了。那么就通過租房擁有公共戶口，讓農民工不過分流動，鼓勵他們長期居住。”

針對貧困人口落戶，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應該將這一群體的范圍放大一些。“我認為，關鍵是農村的失能和半失能人群，他們在城市比在農村好，農村對他們的照顧是很不到位的。發改委提出，積極推進建檔立卡農村貧困人口落戶，但是農村失能半失能人群，其實比建檔立卡農村貧困人口的群體更大，問題也更大。”

落戶后公共服務如何跟上

目前，我國正處于城鎮化快速發展的中后期。

《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8年年末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9.58%，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3.37%。

王太元指出，戶籍制度改革的難點在于地方的態度。地方政府考慮到農民工市民化后，公共服務也要均等化，但公共服務的提供是需要地方財政拿出資金支持的，所以他們遲遲不愿意讓流動人口成為城市市民。

“人來了，為這個城市創造了收益，財政的收入其實也有很大一塊是這些人創造的，不給他們戶口是沒有道理的。而且公共服務均等化，并不需要一口氣拿出全部的資金。”王太元說。

胡剛也表示，放開戶籍的一個關鍵是配套要跟上，農民的孩子到城市去讀書，需要醫療等公共服務。

根據《重點任務》，在推進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全覆蓋方面，今年確保有意愿的未落戶常住人口全部持有居住證，鼓勵各地區逐步擴大居住證附加的公共服務和便利項目。

楊偉民表示，中國存在財力和人口的失衡問題，經濟在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集中。這導致了地區和城市之間人力財力差距比較大，各個地區的人均財力或者人均財政支出水平，決定了兩個地區之間公共服務的差距、社保的差距、基礎設施完善程度的差距。

“從根本上來說，我國城市人口是跟著投資走的，而一個城市投資的拉動力，又與這個城市的行政級別有關。”黨國英表示，關鍵是能否讓市場來分配資金和土地，而非行政命令。

王太元表示，所謂的均衡發展，很多人的理解有誤區。人口并不是按平均面積來分布，而是按照資源、財富的不同來分布的。比如說，上海每平方公里5萬-8萬人，有的偏遠地區每平方公里不到1個人。“你認為是到上海落戶合理，還是去偏遠地區合理？”

“很多大城市周邊，出現行政區劃邊緣‘斷崖式’下跌的問題。這些地區怎么能夠形成一整塊區域，使人口合理流動呢？比如說，一個人在深圳就業，在周邊居住，是不是也可以落戶深圳？”王太元認為，均衡發展的關鍵是解決行政區劃邊緣“斷崖式”發展的問題，應該將一個區域作為一個整體來通盤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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