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建筑短命現象是一個極為普遍的現實。

我們習慣于每天都有舊的建筑被拆除，新的高樓大廈拔地而起，這已經成為大眾熟視無睹的城市發展標志。

但當一個建筑的壽命只有30年或者更少時，我們再去議論70年后房產怎么算、物權法中是否應作出相關規定的時候，這種議論多少顯得有些滑稽。

◆寫字樓短命現象值得關注

建筑物“短命”已非個案：

杭州 去年1月6日，設計壽命為100年，有“西湖高樓”之稱的22層67米高的浙江大學湖濱校區教學主樓，在僅僅走過它生命歷程13年的時候被爆破拆除。

無錫 總造價3776．70萬元的無錫市人民醫院建成使用僅7年，但當地政府決定4月爆破拆除，在原地新建一座商業高樓。

據稱，無錫市人民醫院綜合樓，1997年12月開工興建，2000年9月底交付使用，這幢22層98米的高樓總造價3776．70萬元。2007年12月，無錫市人民醫院整體搬遷，高樓便閑置起來。較近，一些工人和車輛進入醫院，開始對高樓和周邊的幾座建筑敲敲打打，巨大的玻璃外墻支離破碎，窗戶和門被拆卸下來運走。

建成使用才7年的無錫市人民醫院綜合樓于4月爆破拆除。

青島 建于上世紀80年代的山東省青島大酒店總高62米，全部使用鋼筋混凝土建設，被爆破公司形容為“堅固得像碉堡一樣”。然而在不久前的一聲巨響中，這座曾經是青島市標志的“碉堡”在3秒鐘內爆破倒塌，未來將被三棟總面積8萬平方米的商務寫字樓取代。而此前不久，為修建**樞紐，上海也剛剛拆掉了四平路和大連路口的一棟上世紀80年代的高層建筑。

北京 在北京，許多建筑是10年內的新建筑，稍微老舊一些的樓房墻上不少都畫著鮮紅的“拆”字。被稱為六朝古都的北京，除了一部分被列為文物古跡的建筑，上個世紀60年代的建筑已難覓蹤跡，70年代的建筑也所剩無幾，始建于1976年的前三門地區建筑群已列入政府拆遷計劃，很快就該輪上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的房屋建筑了。

據建設部統計，我國各類建筑物正以每年5億多平方米的規模劇增，而其中大量建筑物的實際壽命僅僅30年，遠低于《民用建筑設計通則》的規定年限。原因正是大量的城市建筑被提前終結生命。

而實際上，我國《民用建筑設計通則》中已明確規定，重要建筑和高層建筑主體結構的耐久年限為100年，一般性建筑為50年到100年；我國《建筑結構可靠度設計統一標準》采用的設計基準期也為50年，其中臨時性結構5年、易于替換的結構構件25年、普通房屋和構筑物50年、紀念性建筑和特別重要的建筑結構100年。在這一時期內，只需要對建筑物進行正常維護而無需大修，就能實現建筑物的預期功能。

◆“短命”建筑物暴露問題

為什么在建筑技術水平大幅提高的今天，城市建筑卻變得如此“短命”?

全國政協委員陳萬志說，說到底，根源還在于一些地方的城市建設盲目追求短期政績、短期利益和表面形象，特別是在規劃建設一些重要建筑時，缺乏科學的論證，全憑少數決策者“拍腦袋”，而下屆專業上任，又重蹈覆轍，使城市建設陷入反復拆建的惡性循環之中，由此造成公共財政的巨大浪費。

業內專家稱，不正當的政績觀，導致建筑領域的浮躁作風。一些地方專業總是希望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改變城市面貌，在城市建設上不講究質量、效果，只追求速度、表面形象。比如，部分城市的形象工程，由于專業追求任期內的政績，搞邊規劃、邊設計、邊施工的“三邊工程”，草草上馬，不少工程成為短命建筑。動機不純的政績工程和決策失誤是的浪費。

由于城市建設者的眼光問題或受當時歷史條件所限， 20年前的城市規劃與今天大相徑庭。原來建設標志性建筑或紀念物的地方如今要修路通車，或者由于時代發展已經落伍于現代人的審美觀念，這樣的老建筑只好遭遇“一拆了之”或“一炸了之”的厄運。

不少地方政府一個階段的產業政策經常是“短視”的，往往停留在解決目前暫時的困難，未充分考慮將來和長期發展。

中山大學教授袁奇峰說，我國在近27年的時間里，走出了“傾斜突進式”和“壓縮式”的城市建設快速發展之路，走完了發達國家100年的路。但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不斷拆除和重建，如今已開始拆除上世紀80年代的房子了。一些地方“臨時抱佛腳”建起來的廉價住房，往往又成為下一階段的拆除對象。

城市發展理念的偏頗

陳萬志認為，導致目前城市建筑出現“短命”現象的個原因在于“不少地方陷入城市建設‘新’就是好的認識誤區，而不顧城市歷史文化的延續，想建就建、說拆就拆，城市建設千城一貌。”

為片面追求局部經濟利益而頻繁拆遷同樣容易導致城市建筑“短命”。陳萬志認為這些做法既損害城市的總體效益。也會造成新的城市問題，如因拆遷引發的社會矛盾和糾紛不斷增加，拆遷也帶來了大量的建筑垃圾等等，

全國人大代表洪可柱認為，與西方相比，我國城市規劃設計的水平還不是很高，常常只著眼解決目前暫時的困難，沒有充分考慮長遠發展，進而造成每一輪城市改造與擴張，往往要拆除大量正常使用的建筑物。

建筑設計和施工質量本身不過硬

針對我國現代建筑提前20年或更長年限“報廢”現象，建筑專家指出：偷工減料、設計缺陷、規劃混亂，是建筑短命的主要原因。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是許多建筑的真實寫照。

以東北某省為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全省只有有限的幾家設計和施工單位，而且都是國營的，那時的建筑無論在設計還是施工上都符合當時的法規和技術規范的要求，極少出現質量問題。進入90年代后，全省僅設計單位就有600多家，魚龍混雜，一度出現“誰都能搞設計、誰都能搞施工”的混亂局面，建筑質量開始下降。盡管經過整頓后情況有所好轉，但到今天，由于一定的利益關聯，一些開發企業仍然在包庇施工單位偷工減料、以次充好。雙方相互勾結的結果就是犧牲了建筑的質量，造成了建筑的使用年限大幅縮水。

一位房地產企業的老總則表示，房地產開發公司在建造項目的過程中采取“抽筋”的方式來減少建筑成本，已經是業內半公開的秘密。中國建筑協會理事長宋春華在一次高層論壇上明確表示，過分強調房屋外觀和布局，人為降低建筑材料的成本，是許多外表漂亮的地產項目的“軟肋”，也是整個房地產市場的“軟肋”。

一些開發商為降低成本，往往以犧牲建筑的某些功能，尤其是“超前”功能為代價。一些設計單位也越來越遷就開發商，即便是有心為使用者著想，也往往會因開發商的反對、設計時間的限制而作罷。

洪可柱指出，“監而不理”也是建筑短命現象的誘因。施工環節的質量問題本可通過監理避免，但房地產領域廣泛存在監管不嚴現象，使得監理公司沒有起好第三方監督作用，使得“豆腐渣”工程蒙混過關。

負責任的建筑專家們擔憂，“這是一個規劃爆炸、建設飛速的年代，還是一個建筑短命癥流行的時代。”因為規劃短視、設計缺陷、偷工減料，我國建筑的平均壽命“50年罕見、30年普遍”，不及國標規定較低使用年限的60％。

1990年實施的《城市規劃法》已滯后于時代的發展

事實上，1990年實施的《城市規劃法》已滯后于時代的發展。陳萬志指出現行法律中存在五大問題：

現行規劃法在法律體系中定位是否準確。理論和實踐中很多人認為城市規劃法隸屬于社會法系的經濟法范疇，“構成了行政法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屬于經濟行政法的第四層次法。將城市規劃法放在“建設系統部門法”框架內，降低、減弱了其法律地位和作用。

現行規劃法的計劃經濟法功能較強。現行規劃法行政管理法色彩較濃，傾向于維護行政權力，而沒有形成和體現公眾權利的法律觀念和公眾本位的法律思想基礎，對政府或政府部門的可操作性制約和對公眾、法人和其他組織的保護性規定薄弱，忽視了城市規劃制定和實施的公共資源分配和使用的性質。一些規劃部門有時不自覺、不正當地成為長官意志或開發商的附庸，在規劃實施、管理中隨意、故意或過失侵害市民、行政相對人和利害關系人權益等問題。

現行規劃法被學者指為一些條文不清楚、不完整。如十一條第六款規定，城市人民政府(和縣人民政府)在向上級人民政府報請審批城市總體規劃前，須經同級人民代表大會或其常務委員會審查同意。這種審查同意在法律上屬性不清。如理解為咨詢性則顛倒了權力機關與行政機關的關系；如理解為監督性，則此時監督無實質意義，因為此時的城市總體規劃是半成品，真正需要監督的對象和內容，是上級政府及其審定的城市總體規劃，但下級人大及常委會不可能對上級政府進行任何形式和意義的監督。此外，還應在法律條文中明確，在保護有形的、物質實體生活環境的同時，保護與居民精神生活、文化傳統有密切聯系的歷史環境和居民意向；明確市民參與的權利和意見反映渠道，使之走向制度化。

現行《城市規劃法》對規劃執法權的規定重審批輕管理，在執法過程中“執法不嚴”的問題突出。現行城市規劃法沒有為規劃在市場經濟中的必要干預、控制、管理等活動提供嚴謹的法律依據，也沒有相應的、可操作的執法尺度。在城市擴張、經濟擴張和個體、單位利益驅動機制作用明顯的地方，如果有被管理者(相對人)違反城市規劃強行搶建的情況，按照現行處罰程序，從立案到法院強制執行的時間長，而且在整個執法程序中沒有法律強制手段對違法建設行為以及時制止。規劃執法部門如果迫不得已在沒有法律授權的情況下自行采取強制措施制止違法建設，則影響執法形象而且可能要承擔法律風險。

現行《城市規劃法》缺少越級的監督機制。原《城市規劃法》沒有交給規劃行政主管部門相應的權力去貫徹落實、檢查、監督和糾正規劃的錯誤。實際上是把所有任務都交給了地方政府，政府只有總體規劃的審批權，把督察權丟掉了。

◆建筑物“短命”現象如何遏制，

中國正在倡導建設“節約型社會”，要求善用社會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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