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消費結構具有有效需求的過度集中、需求強度與購購力層次明顯脫節的特殊性，進一步擴大了不同收入在財富創造和財富積累上的差距需要通過稅收政策對財富分配失衡進行矯正。

高房價所催生的GDP增長并不真實，因為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將居民的存量貨幣財富轉化為現期GDP所形成的。而高房價所帶來的社會財富大挪移的必然結果，就是使社會財富分配加速走向兩極分化。

近日有兩組數據值得關注，一組是11月份中國70個大中城市房價同比上漲7.7%，兩輪政府調控之后中國房地產市場仍氣貫如虹，另一組是中國的百萬資產家庭已經躍居全球第三。這兩組看似沒有聯系的數字告訴我們怎樣一個事實呢？

12月2日，波士頓咨詢公司發布的《中國財富管理市場：機遇無限 挑戰猶存》報告稱，2009年，中國百萬美元資產家庭的數量達到670000戶，位列全球第三，僅次于美國和日本。同時，中國財富市場從2008年底到2009年底增長了約28%，達到5.4萬億美元。然而財富迅速增長的背后，是財富分配嚴重失衡的現實。報告稱，雖然中國的富人家庭已居世界第三，但只占所有中國家庭戶數的0.2%左右。這一比例遠遠低于其他國家和地區，美國這一比例為4.1%、瑞士是8.4%，而中國香港則達到了8.8%，中國財富分化的程度異常嚴重。

古語云：“不患寡而患不均”。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居民收入大幅增長，但貧富分化的問題也日益凸顯。內需遲遲難以啟動，較終消費不足，初次分配與再分配都不盡合理。在初次分配中，目前存在“勞動收入在GNI(國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低”、“工資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低”以及“勞動要素在企業內部分配中比重低”的“三低”現象；在再次分配環節中，國有企業經營性資本收益向居民轉移機制缺失等因素，造成再分配環節對居民收入的“逆調節”問題較為突出。這些因素直接導致了國民收入增長速度遠遠落后于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數據顯示，中國基尼系數已激增至0.48，大大超出0.4的警戒線。收入較高的10%人群和收入較低的10%人群之間的收入差距，已從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

　然而，收入分配并非是近年來貧富分化日趨嚴重的主因。可以說，中國財富分配失衡的程度要遠遠大于收入分配的失衡。那些掌握著壟斷性特權、壟斷性資源的人迅速聚斂了大量財富，特別是依托于土地、資源、資本之上的房地產，更是發揮了巨大的財富調整力量。據2009年福布斯中國財富排行的榜統計，前400名富豪中，房地產商占154名；在前40名巨富中，房地產商占19名；在前10名超級富豪中，房地產商占5名。房地產行業已經成為中國財富的主要集中地。

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前中國經濟不僅經歷著市場的初次分配和政府的再分配，還經歷著房地產所帶來的第三次財富分配。房地產產生的財富再分配和轉移，遠遠大過工資性收入的積累，而由財富效應所帶來的房價上漲動力，也絕不亞于剛需的推動力。與其他商品不同，住房是兼具消費和投資雙重屬性的一種商品。當住房作為消費品時，在以消費為主的住房市場上，房屋的供給與有效需求是決定市場價格的基礎；而當住房成為投資品時，作為財富持有形式的住房投資需求，主要取決于個人的財富數量、住房投資相對于其他資產的報酬和投資住房的實際報酬。住房的投資需求對于貨幣、資本、土地等市場的變化非常敏感，一旦住房成為投資品，那么投資品的價格就不遵循一般商品的供求規律，投資品市場沒有均衡點，不存在均衡價格，只要有現實的貨幣流和潛在的收益預期，投資需求就會不斷增加，價格也就越長越高。

從經濟學的視角來分析，任何商品價格的變動都會帶來社會利益或財富結構的調整。原因在于價格漲跌的財富效應只是一種零和游戲，它只是起著財富轉移的作用這種財富轉移的結果，必然是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損價格上漲賣者受益購者受損，價格下跌購者受益賣者受損。

由于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消費結構具有有效需求的過度集中、需求強度與購購力層次明顯脫節的特殊性，進一步擴大了不同收入在財富創造和財富積累上的差距。這是典型的“馬太效應”：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反映贏家通吃的經濟學中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當“馬太效應”體現在房價飛漲的市場環境中，房價和財富互為推手、彼此促進，因而，飛漲的房價已經成為中國國民財富結構兩極分化的較重要的催化劑。房地產的財富效應不僅加大了高端住房家庭、普通住房家庭與無住房家庭之間的貧富差距，也將這種財富積累一棒接一棒地繼續“傳遞”下去，從而造成“代際之間”的不公平，這樣“富二代”就可能不斷的演化，變成“富三代”、“富四代”……而那些無力支付住房沉重壓力的就可能變成“窮二代”、“窮三代”……

　如何避免這種財富分配失衡的“馬太效應”不斷激化？發達國家主要是依賴稅收政策的糾偏機制對財富分配失衡進行矯正。在發達國家，遺產稅、不動產稅、固定資產稅等對財富分配的調節稅收體系已經相當成熟，在享受資本利得的同時需要付出成本是天經地義的事。數據顯示，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財產稅收入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超過9%；日本、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國為5%—7%；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約為3.1%。而中國財產稅類比重偏低，累退性特征比較明顯，基本無法實現稅賦在調節社會財富分配的作用。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對于帶有“均貧富”性質的房產稅不但要征，而且要征得科學，不僅要征房產稅，而且包括遺產稅、予稅等在內的財產稅體系也需要逐步成熟、完善起來，讓它們在扭轉財富分配失衡方面發揮更大的杠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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