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事由：在前天的市政協經濟組分組討論中，市政協委員、合富輝煌集團董事長扶偉聰炮轟限價房政策。他說，廣州的限價房讓人重新看到平均主義、計劃經濟時代的影子，給社會帶來了新的不公平，又影響社會和諧，應取消限價房。

限價房影響市場和諧？

蘇少鑫（以下簡稱“蘇”）：扶委員稱“限價房影響和諧”，您怎么看？

鄒嘯鳴（以下簡稱“鄒”）：我理解扶委員在這里講的“和諧”，是一種市場經濟的激勵機制下的和諧。這種機制的優勢在于：人們要提高自己的消費水平，注意力就必須頭先集中在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大家都致力于提高自己的收入/產出水平，那么整個社會的產出就會越來越豐富。而指揮這一切和諧運轉的信號，就是價格。所以，市場經濟的信奉者是反對政府對價格進行干預的。

當然，市場經濟中的價格要發揮準確的信號作用，前提是資源的產權為公民所有，并且政府保障市場競爭過程的公平，而不是與民爭利。但我們國家到目前為止，雖然大多數資源的產權已經公民化了，但是土地的產權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公民在進入各個獲取收入的領域的機會，并不夠公平，這就導致人們的收入差距并不完全體現個人的能力差異，而更多的體現家庭背景的差異。以上兩個原因就共同導致中國的房價比較畸形，不但低收入購不起，中等收入的家庭也難以承受。

目前的房價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市場價，不夠和諧，而用限價房的方式供應住房，仍然不是市場價，是在用新的錯誤解決舊的錯誤。

韓世同（以下簡稱“韓”）：限價房不僅不會影響社會和諧，反而有助于消除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因為，房價暴漲已經引發和激化了強烈的社會矛盾，大多數人的住房問題得不到解決，只有少數人購得起房的社會才是不合理的。

信力建（以下簡稱“信”）：市場歸市場，政府歸政府。房屋是消費品的同時又是購房者的個人投資，其價格該由市場來決定。現在的價格，按照存在即合理的原則，有其合理性。如果政府強制性限價，先勿論是虧了誰，更重要的是限制價格既扭曲了合理價錢，又改變供求，并且容易滋生腐敗，讓銷售這些準公共物品的人謀利。

事實上廣州的限價房也不是窮人能購得起的。日本、德國在二戰后，物價暴漲，經濟岌岌可危。但由于奉行自由市場理論，兩國政府堅持不對市場進行太多干預，兩年后他們經濟終于回復平衡。英國作為戰勝國，但由于保守黨當時實行凱恩思主義政策，經濟反而沒有得到發展。

房產商有權表達利益訴求

蘇：網絡上的輿論幾乎一致把矛頭對準了扶委員的房地產中介商身份，并甚至由此認為房地產商人“為富不仁”。這似乎又演變成一次“貧富之爭”。對這個問題，各位怎么看？

鄒：中介商代表房產商在人大政協會議上，為建設市場經濟框架說話，不能被視為“屁股決定腦袋”，因為建設市場經濟框架是導致所有參與者受益的一種“公共利益”。另外，人大政協會議是一種規則博弈的合法場所，房產行業的商人作為市場參與的一方，有權利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但是問題在于：市場參與者的另一方是眾多的消費者。他們也應該有代表在這個博弈場所上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那樣才能博弈出一個為各方所接受的比較合理的制度架構。

韓：貧富之爭似乎是永恒的問題。但關鍵在于觀念和角度，同樣是房產行業的商人，萬科董事長王石則認為房價已經不合理，中產已經購不起房了。事實上，廣州月入過萬的家庭，不吃不喝也要10年才能購得起一套價值百萬元的住房。我相信大多數的富人是不會對限價房感到心理不平衡的，只有少數既得利益的發展商和中介商會對此耿耿于懷，欲除之以后快。

信：世界上有富人有窮人，也是符合客觀發展規律的。不同的發展商開發不同的樓盤，他們的互相競爭客觀上推動城市的發展，令房屋不斷變得更漂亮，居住設施變得更完善，這是房地產商的貢獻，斷不能盲目仇富。

政府企業不應越俎代庖

蘇：扶委員稱，富人“剛剛通過努力賺了些錢，政府就看不到他們了，為何不一視同仁呢？”并認為限價房會讓“富人心理不平衡”。而我們同時卻也看到政府在對社會弱勢群體在公共政策安排上的不到位一直受輿論詬病。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應該如何理解扶委員的這個論斷？

韓：我并不贊同均貧富的做法，但我認為對弱勢群體，政府的確以往較少關心，近年來才將民生問題擺在比較重要的位置。但除了剛剛起步的住房保障體系似乎并沒有太多作為，限價房也僅僅是開了個頭，還沒有真正發揮其功效和作用，就已經引起富人的心理不平衡，只能說富人們的心理素質比較差。其實，多數購不起房的窮人對少數富人能大量購購商品房也是心理不平衡的，限價房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這些不平衡。

信：窮人應該通過政府而非私人進行救濟。企業向社會提供產品和就業，向政府提供稅收，而政府則負責提供社會救助，相互不應該越俎代庖。當政府進行公共物品預算時不應該與商業模式捆綁，否則這種補貼既沒有效率，又缺乏公平公正。況且破壞市場是完全沒有好處的。

鄒：不同的激勵導致人們做出相應的反應。正是由于土地的產權現在為政府所有，政府才有可能將這種資源當作公共品，按照官員或者是輿論的意想進行“分配”。而官員分配的標準不是能力強，而是能力弱，是“會哭的孩子有奶吃”。這樣就會在長期，不是激勵人們多產出從而多收入，繼而有條件改善自己的一切生活支出。反而是激勵人們努力表現自己的能力弱。這是一種將富人往窮人的方向進行誘導的激勵。它的長期效果比我們目前在表面上看到的要糟糕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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